汉朝十二章纹与红山文化文物证据渊源关系的梳理

作者 红小兵

汉朝，是被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着的政权机构，既有历史文献作为证据，又有考古学遗址遗迹作为证据，可以证明汉朝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阶段。红山文化，属于考古学找出来的上古时期部落遗迹，有考古学遗址遗迹和文物证据为凭证，又有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可以证明东夷两昊部落①确实存在于这个历史阶段。红山文化与汉朝之间既属于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的交叉，又属于历史延线与历史空间的交集，还属于考古学经线与历史学纬线的交汇，这纷纭的交错与复杂的层位混搭，才形成了十二章纹渊源与流长的学术论文特点。

从汉朝到清朝历经2000余年，十二章纹的服章制度贯穿始终，此间有魏晋唐宋明清等王朝更迭易帜，服章制度进行过或多或少的调整与改革，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服章制度能够稳定的运行，进行来龙与去脉的梳理，对源头文化进行展览展示是很有必要的学术研究工作。

本文牵涉到考古学材料收集、整理、研究和历史文献材料收集、整理、研究两个系统组织，将文献与文物两个系统分别论述，并最终达成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在标题与章节上进行了划分和区分，把历史文献证据归拢在第一节的历史文献资料溯源里，把考古文物证据归拢到第二节的考古文物资料溯源里，经过第三节的文物与文献结合分析，做出第四节的总结认知，以期同好给予指正、批评。

第一节  十二章纹的历史文献溯源

有汉朝时期学者班固著《礼记》，记载“十二章，刺绣文”字样，这段文献记载，揭开了汉字学者或汉文化学者的服章制度研究旅程。沿着《礼记》、《后汉书》、《淮南子》汉朝时期文献向深处追溯，在《周礼》和《尚书》当中，在周朝和帝尧时期也分别找到了十二章纹的记载，说明十二章纹渊源较深。

《礼记·君臣服章制度》载：后汉光武践祚，始修郊祀。天子冕服，从欧阳氏说。三公、九卿、特进侯、朝侯、侍祠侯，从夏侯氏说。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皆玄上纁下，一服而已。明帝永平中，议乘舆备文，日月十二章（插图1），刺绣文。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服，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气，衣帻葱袜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者，各服长冠袀玄以从。大射礼於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执事者冠布弁，衣缁麻衣，皂领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

《后汉书·舆服志》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旗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

《淮南子·说林训》载：黼黻之美，在于杼轴。高诱注：白与黑为黼，青与赤为黻，皆文衣也。

《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

《周礼·天官·典丝》载：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楬之。掌其藏与其出，以待兴功之时。颁丝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赐予，亦如之。及献功，则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书其数，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赐予。凡祭祀，共黼画组就之物。丧纪，共其丝纩组文之物。凡饰邦器者，受文织丝组焉。岁终，则各以其物会之。

《周礼·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绖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绖。大札、大荒、大灾，素服。公之服，自豪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宾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丧，共其复衣服、敛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陈序。

《尚书·皋陶谟》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先后有《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和《周礼》贾疏，多处对十二章纹进行了注与疏，使得后人了解其中寓意。日月星辰，取其名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五采文理；宗彝，取其忠孝，因有绘成虎与猿形，虎取其严猛，猿取其智；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取其果断；黻，取其背恶向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种图章纹饰被历史文献多处记载。

十二章纹定稿于汉朝时期，从汉朝向后追寻，贯穿魏晋隋唐宋元明直到清朝结束，整个封建迷信社会发展阶段里，始终延续使用这种服章制度。从汉朝向前追溯，根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也有使用，根据《尚书·皋陶谟》记载帝尧时期也有使用。向前向后两个方向通过历史文献记载进行分析，服章制度起源于帝尧时期，周朝时期已经明确使用过，汉朝时期确定十二章纹成为一种规矩制度，直到清朝结束算是放弃了这种制度。至于这种服章制度源自哪里，具有何种寓意，周秦汉时期的古代学者给出的答案不甚明确。

班固在《后汉书》中说，服章制度起源于黄帝部落时期或庖牺氏时期，却也没有拿出实证进行说明。班固就像放了一个学术烟幕弹，既遮蔽了后世学者的视线，又成为一种学术障碍，使十二章纹源头变得扑朔迷离玄之又玄。

                    第二节  十二章纹的考古文物溯源

十二章纹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形象计算（插图1），若在红山文化遗址遗迹当中找到证据线索，算是十二章纹源头在红山文化这边。若在仰韶文化遗址遗物当中找到证据线索，就算十二章纹源头在仰韶文化这边。若是在仰韶文化当中没有线索，而红山文化这边才有，就在说明汉朝十二章纹的服饰理念源自红山文化这边，跟仰韶文化没有关系。尽管文物溯源研究竞争很激烈、很残酷，但这是学术研究求真务实的基本素养，每位学者尽力做到实事求是，而不能为了历史虚无而扭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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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以往的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十二章纹的零散纹饰与图案，只是很少将各种图纹与十二章纹联系在一起，今日所做论文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只是顺手牵来没费几分气力。

星辰、山、藻、火、粉米等五种纹饰证据，在红山文化遗址遗迹里有，在仰韶文化遗址遗迹里也可以有，在良渚、凌家滩、龙山文化遗址遗迹当中还可以有，像这五种证据在各类遗址遗迹当中是普遍存在的，不具备学术竞争力。而日、月、龙、华虫、宗彝、黼、黻等七种纹饰证据，在红山文化遗址遗迹里有，在仰韶文化遗址遗迹里不见得有这么周全。仰韶文化遗址遗物和红山文化遗址遗物这种古文化遗址之间的学术竞争力，并不是后人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相应文物证据，属于先天学术优势和先天学术竞争力，跟后天的学者能力无关，跟后天的学术研究水平无关，这属于上天故意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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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系红山文化玉龙6件，该图是根据玉料颜色差异和雌雄造型差别进行了五行排列②和阴阳布局③，又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进行分析，红山文化玉龙的颜色差异和雌雄差异当属古人依照阴阳五行进行布局、设计、制作出来的。阴阳既太阴与太阳，太阳者日也，太阴者月也，日月者太阳太阴也。十二章文的日、月、龙三者，同时出现在红山文化玉龙的布局当中。

插图3有红腹锦鸡又称丹鸟氏图腾玉器，红腹锦鸡古称鷩雉，鷩雉在少昊鸟夷部落五鸟胞族的图腾制度当中官名丹鸟氏，官职司闭，主掌立秋立冬节气授时④。因其鸟身色赤，故在五行色当中被列为红色。插图1的十二章纹内有华虫，该华虫就是依照红腹锦鸡形象刺绣出来的。华虫，按唐朝学者孔颖达的解释，华虫者谓雉也，雉是鸟类。其颈毛及尾似蛇，兼有细毛似兽《礼记·王制》孔颖达疏。红山文化鷩雉与汉朝十二章纹华虫雉鸟，只是时代不同，鸟名略有变化，两者同指五彩颜色与纹理华丽的红腹锦鸡。

插图4、插图5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宗庙彝器。因其女神庙址内出土有女性陶塑造像，未见男性陶塑造像，仅有女性先祖而未见男性先祖故称女神庙。该宗庙遗址与牛河梁其他十六个地点共同构成坛庙冢遗址，出土有彩陶祭祀礼器，当属宗彝礼器。不同历史时期的宗庙彝器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宗庙彝器从始至终都在不断地随着时代进展而发生变化。红山文化坛庙冢内的宗彝礼器为彩陶制品，器表绘画连绵不断的云气纹或涡纹，以示绵绵云气能够通神；周朝时期宗彝器为青铜制品，铸饕餮纹、云雷纹、鸟兽纹，以示先祖们曾用这些纹饰作为宗彝礼器通神；汉朝时期宗彝礼器为青铜制品与陶瓦制品两类，据《后汉书》对十二章纹的记载，宗彝上绘虎纹和蜼纹当属儒家思想的融入，蜼（长尾猿）属孝，虎威猛，以示穿十二章纹衣者具有威猛孝顺之意。在红山文化时期宗庙彝器上没有虎纹和蜼纹，只有涡纹和云气纹。在周朝时期，宗庙彝器或青铜礼器上出现了虎纹装饰、饕餮纹装饰、蜼纹装饰等等并有文献记载为证，《尚书·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孔传：赋宗庙彝器酒罇赐诸侯。孔颖达疏：盛鬯者为彝，盛酒者为尊，皆祭宗庙之酒器也。宗彝器皿在红山文化、周朝、汉朝三个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需要分别看待、客观看待，不能以一言而蔽之。汉朝宗彝礼器与红山文化宗彝礼器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学者不能忽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承继，而是不断改变或持续改革。既然有改革，所以才不断发生变化。先有牛河梁遗址彩陶的云气纹或涡纹，后有殷周青铜彝器的虎纹、饕餮纹，饕餮纹的饕字，就有虎字寓意，当属猛虎吞噬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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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系上海震旦博物馆红山文化太阳神玉人图片，插图7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出土彩绘壁画图片，太阳神玉人脑门绑着黹字纹丝带，女神庙墙壁绘画红地黑彩黹字纹。插图8和插图9属殷商妇好墓出土的人物类玉器，具有殷商时期黼黻纹饰的刻画特征，插图8玉人腰带雕刻黹字纹，插图9玉人衣服边饰和腰带雕刻黹字纹。插图10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物造像，直发竖立缠绕黼黻纹丝带，身穿黼黻纹边饰的服装，三星堆青铜人像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年份相当，可以作为殷商时期服饰特征进行引证。殷商玉人黹字纹、三星堆青铜人黼黻纹与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壁画黹字纹饰相同。黼黻纹与黹字纹，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黼黻二字是以黹字为偏旁部首，文字当属同宗同源关系。女神庙内壁绘黹字纹，红地黑彩，寓意通神场所的云气纹饰。殷商时期的通神者或神职人员穿着黼黻纹饰的服装，腰系黹字纹腰带，以示穿衣者具有通天达地的通神本领。殷商通神者、贵族、王者服饰与红山文化女神庙壁画纹饰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黹字纹与黼黻纹相比，黹字纹出现在红山文化时期，有插图6红山文化太阳神玉人为证。黼黻边饰出现在殷商时期，有插图9殷墟出土玉人和插图10三星堆青铜人像为证。

以目前的考古学材料数据为证，红山文化时期已明确有黹字纹的使用，在殷商时期或三星堆文化时期已明确有黼黻纹的使用。殷商以前有没有黼黻纹使用，还需要在石家河文化人物类玉器上下功夫寻找。从证据链条来分析，殷商黼黻纹源自红山文化时期的黹字纹，殷商黼黻纹饰源自红山文化彩陶云气涡纹。黹字纹与黼黻纹皆属通神职能的装饰与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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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至此，黼、黻、宗彝、华虫、龙、日、月等七种章纹，在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已有使用或真实应用。粉米、山、星辰、藻、火等五种章纹，在红山文化遗址遗物当中有，在仰韶文化遗址遗物当中也可以找得到，只要居住遗址内有陶罐出现就会找到米粉类碳化物，因为陶罐是煮饭的炊具，米和粉则是通过陶罐煮成米饭。煮饭不仅需要陶罐更需要烧火和储存火种，所以古代居住遗址内有了陶罐，也就有了火和粉米。藻属湖海的水藻类食物，古人类沿水而居，对水藻并不陌生。山和星辰，属于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证据古人顺山势而聚居，住山里，夜晚的天空随处都有星星，并不具备学术竞争优势。所以这山、藻、火、米粉、星辰这五种章纹，在其他各遗址当中也可以找得到，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内都可以找得到。但龙、华虫、日、月、宗彝、黼、黻纹则不同，似乎是红山文化有，而仰韶文化没有这样周全的证据线索。

第三节  文献文物契合下的十二章纹其渊源与流长

文献与文物属于两条不同路线的学术线索，文献路线源自历史材料记载与积累，文物路线源自考古材料发掘与积累，考古发掘时间越靠后文物材料积累越多，考古学百年时光的文物积累和考古学刚刚走进中国的文物积累，属于两种不同层次的概念，所以研究十二章纹起源的问题，既需要进行历史文献进行追索，更需要百年积累的考古文物进行追索方能解决问题。将文献追索与文物追索两条线合并成为一条线，因为我们只是在追索十二章纹起源问题这一条线。

历史文献认为十二章纹成熟于汉朝时期有《礼记》为证，定型在周朝时期有《周礼》记载为证，最早出现在五帝时期帝尧部落并有《尚书·皋陶谟》记载为证,而对于商朝时期十二章纹的研究，因为历史文献材料所限，又没有进行考古文物材料追索，这属于学者自身思想存在障碍而没去寻找考古学材料作为学术证据，不等于商朝时期没有十二章纹的证据。商朝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当中，有玉龙、玉鸟可以作为龙、华虫的证据进行材料对比研究，玉器当中的阴阳文化可以作为日月特征进行材料对比，黼黻纹饰与黹字纹可以通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进行对比，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衣服装饰进行材料环比，十二章纹与殷商时期的关系研究，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和确定了。由于学术研究需要线索收集和材料积累，耗时较长、铁杵磨针、坐冷板凳才能解决这么一个学术问题，想出成绩很慢很慢，许多人不愿干、不会干、不肯干。

通过考古文物材料对十二章纹进行追索，算是一个比较刁钻的技术活，不仅要有对文物真伪具有识别能力，还要对研究课题进行材料数据统筹与日常积累，才能顺利解决这么一个学术问题。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具有黼黻纹饰和红山文化玉龙具有日、月、龙等章纹形象，银商玉器和红山玉器承载着十二章纹主要证据，这属于直接证据，既能证明殷商文明与红山文化部落之间具有文化传承关系，又在证明红山文化部落属于十二章纹的正宗源头。只是，十二章纹是汉朝时期的总结，这些图章纹饰刚刚出现在红山文化时期并不像汉朝时期那种使用方法、使用方式、使用方向。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从红山文化时期的公有制社会发展模式滥觞到汉朝时期的私有制社会发展模式，许多最初的文化创型理念已经发生巨大转折与微妙变化，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知才是学术追索与学术探寻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十二章纹源自红山文化这边并非源自仰韶文化那边，十二章纹起源于辽河流域并非起源于黄河流域，十二章纹主要起源于玉器、玉文化当中，并非起源于仰韶文化彩陶当中，这算是一个离奇的、稀奇的、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吗？其实十二章纹起源于哪里，并不是汉朝时期学者可以确定的，主要还得依靠现代考古学提供材料，因为考古出土的文物材料更加接近真实历史，出土的文物材料才会被学术界作为优选对象和聚焦对象，而汉朝时期历史文献被修改或被涂抹也不是没有的可能的事情。如果仰韶文化也有日、月、龙、华虫、宗彝、黼、黻纹饰，身为学者我们也同样会支持十二章纹起源于仰韶文化华夏部落那边的，只是拿不出考古文物证据我们也就不能支持虚空的学术观点或虚无的学术认知，如果学术界能够长期支持虚空、坚持虚无的学术观点，而不能接受考古学材料发展所带来的新知与现状，就会被外界、或被学术外行定义为具有严重思想偏执的病症患者了。

至于《尚书·皋陶谟》记载的十二章纹一事，是指五帝时期的帝尧部落就已经开始使用十二章纹服饰了。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突出帝尧部落的文化与文明特征，实际上却不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或印证。因为，从目前的考古学材料上看，周朝时期的衣装上仅有黼黻纹饰未见十二章纹，这在《周礼》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这也在说明，孔子当年删《尚书》换祖先，也是有意抬高多妻世袭制度而贬低一夫一妻选举制度的原始落后，故意抬高尧舜禹时期而贬低三皇部落时期的公有制社会文化，意在迷惑后世读者，从而使读书人迷失方向。

毕竟，在殷商时期的考古学材料人物类玉器或人物类青铜器上，都没有出现十二章纹的装饰。何况夏以前，的五帝部落时期，更不会有。殷商时期的服饰上，有龙纹、凤纹、蚕纹、黼黻纹就已经非常领先了。十二章纹属于十二种图案的不同物种，在红山文化时期各表其意，而在汉朝时期被拿来装饰在衣服上，这说明汉朝时期学者的所思所想，跟周朝、商朝、红山文化时期的学者思想不同。红山文化时期部落政权的神职人员或王权人员身穿黼黻纹或黹字纹服饰，女神庙的宗彝器具上绘画云气涡纹。而汉朝期间用十二章纹来维护王权神授的统治地位，而非穿上具有该纹饰的服装就具有通神本领了。

孔子删修《尚书》后，说十二章纹起源于帝尧部落时期，是无法得到考古学材料印证的。我们从考古学材料的进化规律上看，商周时期服饰上都没有出现十二章纹形式，何况帝尧时期？孔子刻意篡改《尚书》属于捏造历史、塑造历史、改造历史，所以不能符合考古学材料演化规律，《皋陶谟》说尧舜时期具有十二章纹是不成立的。

第四节      小  结

考古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是巨大的，十二章纹起源研究只是其中一个点。周秦汉时期学者对上古史的遮遮掩掩，也许是不故意的，也许是故意而为的。随着考古学材料的深入研究与继续发掘，还会有更大的冲击波出现。因为历史学是固有的，而考古学则是新发现的，考古学新材料恰恰是以往学术界所没见过的证据材料，随着考古学材料积累越来越多，关于各自起源话题越来越明析，研究上古史或研究三皇五帝史⑤，进行不断刷新、更新问题，自然而然也就会水落石出了。

对于十二章纹的起源研究，我们也收获了一些研究经验与心得，而这一切也都是建立在对红山文化图腾玉器系统化研究基础之上⑥。学者自身若是没对红山文化玉器有系统化认知⑦，就没有看透红山文化社会背景的能力。对红山文化社会背景没有认知，也就没有分析上古史或传承历史、或改造历史的能力，也无法认定我们现代社会是在传承文化、是在变革文化⑧？也无法分别我们是在传承文明、是在传承野蛮？

备注：

①颜祥富：《红山文化鸟形玉器研究》，《红山文化研究第七辑》，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主编，2016年8月；

②颜祥富：《五行文化的早期应用》，新浪河北，2017年8月8日；

③颜祥富：《阴阳和谐的红山玉文化》，《古玉今韵》，文史出版社，2007年。

④颜祥富：《8种节气的设置及其相关问题》,东盟网，2018年3月3日；

⑤羿  谷、红小兵：《五帝三皇与三皇五帝之间的差异对比》，腾讯网，2021年1月11日；

⑥颜祥富：《勾云形玉佩的系统化研究》，沈阳生活资讯网，2018年3月23日；

⑦颜祥富：《上古人物的系统化研究》，聪慧酒店网，2018年4月8日；

⑧颜祥富：《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新闻头条在线，2019年8月19日；